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

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质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是什么?它是包罗万象解释一切的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这是关系到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态的大问题。就当前国内研究现状来说，尽管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依旧是许多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目前国内流行的人学体系、实践哲学体系和“类哲学”便是这种研究思路的表现。且不说在这种理论体系中存在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一个被遗忘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的理论宗旨真的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吗?我们认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恰恰是以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冲破了体系哲学的牢笼。他的宗旨是以开放的理论视野，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指导。不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理论特质，我们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实践性特征，也就易于在新的话语层面上形成另一种理论教条。

一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地表述为体系哲学，这是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完成的。以后的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和我国教科书体系都受到它的影响。可是，对传统的教科书体系必须加以科学的对待。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自十月革命胜利后，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有普遍的真理性的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列宁逝世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便是当时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另外，随着1936年前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如何以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武装自己的干部便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具有权威性的表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性、普遍性，培育了一代人的精神，为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修筑了必要的思想阵地。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教科书的功绩。我国在建国前后接受了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如果没有一种权威的、得到普遍认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便不可能有力地对抗和战胜各种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联合进攻。在这一点上，传统教科书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但是，在斯大林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缺陷是：一旦体系化、公式化，哲学本身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活生生的思想内容就变成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操作话语，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的脚步。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其哲学特质本身就与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具有异质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活生生的内容必须要解放出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特质揭示出来，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与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问题就是要重新呈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原初理论视域。

1845年春天，已初步完成了哲学变革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这样宣布自己哲学的方法论特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这是不是说以前的哲学只限于解释现实而无意改变现实呢? 当然不是。但由于旧哲学总想从一个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出发来规范现存的世界秩序，因而它最多只是完成了关于现存世界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又往往意味着它已穷尽了现实历史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从而对现存世界的解释变成了对现存世界的辩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事业，当作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他无意于构架任何仿佛能最终地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而全身心地关注着无产阶级在现存社会秩序中的真正处境和历史命运，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考察和科学分析，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现存世界秩序提供革命的、科学的方法论。为了把哲学改造为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两次深刻的思想转变。通过这两次思想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便一步步地冲破传统体系哲学的外壳，成为观察现实和变革现实的指南和方法。

1843年，通过克罗茨纳赫时期对英、法、德、波兰等国历史的研究，马克思第一次认同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原则，并运用费尔巴哈主宾颠倒的方法，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开始了清算，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的结论，完成了第一次哲学变革，即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一开始便是在两个层面上实现的：一是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直接印证的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由此获得了分析人类现实生活的最初出发点。这一层面开始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关注和拓宽。二是马克思接受了被费尔巴哈过分渲染了的人本主义思想，把费尔巴哈用于批判宗教的异化理论推广应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这种人本主义批判方法的逻辑构架形成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到马克思的政治异化理论和劳动异化理论，在方法论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趋向现实的理论要求与现有理论方法之间的矛盾，潜在地存在于马克思此时的哲学思想中。

由于受赫斯、青年恩格斯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也由于进一步分析市民社会自我异化的理论要求，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马克思更加坚信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原则的正确性、科学性，同时也开始领悟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潜在地包含着的革命批判的实质，也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中虽然对劳动作了辩证的、历史的分析，但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财富的立场，同古典经济学家的非批判的观点原则上是一致的。而且他所说的劳动仅仅是精神劳动。于是，马克思便力图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已经掌握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结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分析来批判黑格尔的历史观。其目的是要在剔除其保守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同时挽救其革命和批判的辩证方法。对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所作的区分，无疑是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历史观中劳动范畴的创造原则和批判原则的双重肯定和辩证分析，他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历史创造作用的同时，又揭示了这种劳动的与人相异化的非人的、反人道主义的性质。尽管作了这种区分，但此时马克思的历史观仍然是以自在自为的人的类本质为最终依据的。和费尔巴哈不同的是，他不把人的类本质视为单个人的无声的共同性，而是以劳动为特征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他正是以人的这种类本质为理论尺度，论证了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虽然马克思总是力图把自己的分析对准现实的生活关系，他力求遵循唯物主义的原则，来不断地推进自己的理论研究，但在深层的逻辑推演中，他还一时难以摒弃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巨大历史前提。他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实质上是以费尔巴哈为中介的黑格尔历史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独特运用。异化劳动的深层依据是人的自在自为的类本质，是一种对人的本真自主状态的辩证回归，它既被设定为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又是它的辩证旅程的终点。这与黑格尔设定绝对观念为其整个体系的起点和终点在方法论上有其一致性。方法论上的这种局限性，决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仅仅停留在“应该”的价值尺度上，还无法运用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是”的内在矛盾与运动过程，从而也就无法找到根据世界自身的规律来改变世界的现实途径。可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内在地存在着人本主义哲学体系与唯物主义方法的矛盾。虽然此时马克思的研究已推进到当时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本人也力图把这些研究成果锻造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工具，但与他所要求的现实的哲学变革和实际目的来说，尚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在分析马克思的文本时，我们必须把他的哲学探索的最终目标同每个具体阶段达到的成就区分开来，否则就会出现解读上的盲点和误区。停留于人本主义历史哲学体系的建构，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囿于道德评判的总体构架之内。不管这个体系如何达到理论上的整合和逻辑上的完美，如何满足了批判意识的要求，但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来说，如果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最终便只能把一种需要动员起整个阶级参加的伟大的革命批判活动，转化为对于人的“真正本质”的呼唤和内心的善良意志的诉求。

有的学者把«手稿»视为马克思的成熟之作，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类”的人学体系、实践人道主义体系。从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初动因来看，他的确是要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探索的逻辑基础，把这种方法叫做“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并继赫斯和恩格斯之后把它扩大到“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因此，说马克思早期哲学探索的最初起点和动机是人的问题，这是对的，但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讲“人的问题”，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在于要完善它作为哲学人学的理论体系，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产生之后，当时的许多德国哲学家都在争论人和人道主义，然而马克思的突出之处在于：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理解为“人的解放”，而且强烈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异化处境植根于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之中。据此，他批评了费尔巴哈，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2页。）。尽管在一个时期内，他仍然企图在人本主义批判的逻辑框架内追求无产阶级解放的最终根据，但另一条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逐渐萌发的解剖市民社会的科学逻辑已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新的理论生长点。一旦这种解剖市民社会的科学逻辑成为主导逻辑，旧的人本主义批判逻辑就将失去其原有的性质而成为从属的因素。可见，尽管马克思最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逻辑，但他与费尔巴哈一开始就有着理论指向上的重大区别，正是这种差别导致了马克思最后在方法上否定和扬弃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远离政治、远离市民社会，他的以自然为基础的人，是戴着抽象的宗教伦理的光环进入社会和历史的。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沿着从宗教到国家再到市民社会的路线发展的，他一开始就力求把“人”置于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加以分析，尽管他对这种政治、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还未达到真正的理解。但是正确的理论指向已经预示着他的成功。因此，如果企图从«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中，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学真谛，即使加上一些现代的词语，其实质还是走了一条和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正相反对的道路，无疑是一种哲学上的倒退，是向旧哲学的回复。它除了提供一种貌似激进的批判理论以外，并不能对支配人们实际生活的现实社会关系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分析和陈述。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指向，就已经预示了他必将要超越这种人本主义价值批判哲学，超越这种人学本体论的承诺。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以科学的革命批判的方法，打破旧哲学的逻辑体系，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关系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实现的条件与途径。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这种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体系，经过1845年春天的彻底变革，已被一种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所代替了。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把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概念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学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所作的唯物主义的改造。

二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并不简单地就是根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对黑格尔哲学作了主词与宾词的颠倒，用费尔巴哈的物质概念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从关注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出发，力图根据费尔巴哈的原则，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同时也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要素，批判改造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黑格尔把人连同其生活世界(包括市民社会和国家)精神化。他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把人的劳动等同于精神的纯粹活动，把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即私有财产、国家、宗教等等视为这种精神活动的对象化即异化。因此，扬弃异化就意味着消除对象性。这样他就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如果扬弃异化就意味着消除对象性，这就是宣扬赤裸裸的唯灵论。因为费尔巴哈已经证明：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没有自己的对象便不能存在。第二，如果扬弃异化仅仅是消除纯粹精神的对象性外观，即精神一旦意识到在对象性之中即是在它自身之中，异化便不复存在，这就是在思辨逻辑的掩盖下宣扬最露骨的保守主义。因为不管精神在对象中如何识破和发现自己，对象(财产、国家、宗教等等)依然如故地存在着，它们对人的统治丝毫没有受到触动。但是如果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壳，他的哲学却有一个巨大的优点，这就是，他不是把人看作单纯的对象，而是看作活动，一种能动地表现自己并创造其自身的生活过程的活动。正是抓住了这一点，马克思获得了改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重要契机。如果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去理解劳动，而是像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那样去理解劳动，那么这种劳动就必须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去加以把握。用哲学的话语来表达，它就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或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结合点”，但是这个结合是经过双重批判才实现的。一旦建立了以生产劳动为其基本形式的实践概念，马克思就获得了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这是一个意义巨大的发现，有了这个发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有了稳固的基地。他不再需要诉诸形而上学的人的类本质，也不再需要人本主义的逻辑拐杖，而把全部人类历史理解为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发展过程。正是在这种多重的辩证扬弃中，马克思最终抛弃了哲学的人本主义逻辑构想，创立了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实现了他的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第二次深刻转变。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曾把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概括为形而上学的体系与革命的方法论之间的矛盾。按照辩证法的本质，不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历史领域，都不存在最终的绝对真理与永恒的理想王国，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但作为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黑格尔又不得不为事物的变化发展设定一个终点，不得不把自己的哲学看作绝对真理。黑格尔哲学中体系与方法的对峙，与马克思在转向费尔巴哈之后采取的人本主义批判逻辑颇有相似之处。他后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了对自己一度采取的哲学立场进行的反思与清理。

在马克思前期哲学思想发展过程(1843-1846)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主要有五次。第一次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完成的。经过克罗茨纳赫时期对历史的研究，马克思认同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原则。这时，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首先表现为把被黑格尔颠倒过来的关系再颠倒过来。这类似于过去教科书中所说的用物质概念代替绝对精神，而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则没有太多涉及。这既跟当时马克思的理论重点——批判黑格尔的历史观有关，同时也可以说，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还没有达到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高度，还没有把握到蕴含于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的合理性的一面。可以说，马克思感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震撼之后，最初是想用费尔巴哈哲学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对抗和批判经黑格尔的门徒们夸张和扭曲了的黑格尔哲学的。

马克思开始关注和领悟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是在经济学研究之后。在赫斯、青年恩格斯以及蒲鲁东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在理解了斯密劳动价值论对劳动的创造作用的初步阐述之后，马克思一下子抓住了劳动范畴在黑格尔历史辩证法中的纽带地位。马克思此时感到，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是对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哲学解读，有其现实的前提与意义。也正由此，马克思才以劳动为基点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二次批判。不过这次批判已不再是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简单颠倒，而是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逻辑运演进行深刻的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扩展，其核心是从现实的经济事实出发对黑格尔劳动对象化——异化理论的改造。这样，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逻辑中，已试图运用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来分析、批判现存制度下的政治、经济关系了。这是马克思同时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双重批判与改造的重要开端。当然，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费尔巴哈的“类”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具有同样抽象、同样形而上学的绝对性。这说明要真正地把哲学改造成为科学的、革命批判的方法，必须要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前提进行现实的还原，把它们从抽象的天上拉到现实的地上。

在第二次批判中，马克思已经领悟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历史感，即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这种历史主义也成为马克思哲学思考的一个方法论原则，他以这种方法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三次批判。«神圣家族»就是这一思考的理论成果。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一个主要论题，便是揭示思辨哲学的思维秘密。马克思通过对“果实”的分析表明：思辨哲学的错误在于，它把从现实中概括出来的共相，当成了现实存在的根据，并使之与现实对置起来，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绝对。针对鲍威尔等人反历史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质问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虽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总问题域，但随着对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深入解读，一种对现实进行历史主义分析的科学的哲学方法便日益成熟起来。可见，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他又越来越自觉地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内容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批判和抛弃的只是蒙在这种方法论上的思辨结构。如果马克思能从这一思想高度反观于费尔巴哈哲学，那么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就将显得单调而贫乏。

在写完«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写下了名为«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的札记，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第四次批判改造。在这篇札记中，马克思一方面根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指责黑格尔用“自我意识代替人”;同时，他又把黑格尔具体地剖析事物的辩证方法剥离出来，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和直观性。他说：“事物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实体被看作是自我区别，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作是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的把握事物实质的区别。”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页。）在这里，马克思抓住了黑格尔把握事物实质的内在矛盾分析方法，强调事物的外在差别并不能表现事物的实质，事物的真正实质乃在于它们的内在差别(矛盾)决定了事物的自我生成(自我设定)、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自我扬弃)。这样，马克思就在运用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过程中抓住了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且立刻把它运用到对人类发展的研究中去。他一旦走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方法便立即由历史辩证法的科学分析方法所取代了。

1845年春天，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突飞猛进、发生最后变革的关键时期。通过对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分析，马克思首先在经济学研究中确立了他的被注入辩证法活力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并站在新的原发性的理论基点(实践)上同时展开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写下了一个文本群。作为这一次批判的总结，马克思写下了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十一个要目。在«提纲»中，马克思抓住的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的表面对立，而是他们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共同缺陷，即由于他们都不理解实践活动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质，因而在历史观上双双陷入了唯心主义。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未能把自己的哲学放在历史的、现实的基地上，未能从想象的、思辨的天上回到历史的、现实的地上。作为意识形态，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都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费尔巴哈囿于对市民社会单个人的直观，充其量只能以一种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来对抗和节制市民社会个人的利己主义。黑格尔则企图把市民社会的原子(个人)联结在象征绝对精神发展的理性国家之中，以此来消解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二者其实都是以一种“道德哲学”完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修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具体化了他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在«提纲»中，马克思还只是运用实践这个哲学范畴批判归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但决定历史发展的实践又是什么? 马克思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使用的还是带有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痕迹的“感性的活动”。而在«形态»中，马克思就开始使用一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来代替“实践”这个哲学范畴了。一般认为，这只是实践范畴的具体化，实际上，这种看来仅仅是词语上的变化，凸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特质。对此，马克思是这样加以说明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3-74页。）在这个说明中，马克思扬弃了建构哲学体系的空想，根本没有想过要把现实的历史发展置于一哲学体系构架中进行先验的解决。他突出强调的是他的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功能。这种功能就是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规定性出发，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现存社会秩序的本质和真正趋势，作为改变现实世界的指南。这是从体系哲学到哲学方法论的伟大变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终结了西方的传统本体论。所以当早期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时，他实际上抓住了马克思哲学的特质。早期卢卡奇的错误在于，他把这种方法重新置于具有人本主义特质的物化逻辑中，重复了早期马克思思想的错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改造，马克思最终脱离了传统体系哲学的思想轨道，一种科学的、革命批判的方法论成为他全部哲学中的活的灵魂。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实质，在于要求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生活。其哲学前提是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其现实基础和理论源泉则是人类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实践。

在«提纲»中，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时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同上书,第60页。）一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在给人的本质下定义，如果这样理解，也就无法体会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内涵。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对类本质的批判，旨在反对一切先验地对人本质下定义的学说，指出必须要从人的现实生活关系的生成变化中来研究人的具体存在状态，进而理解人的历史地发展的本质。那些撇开人的历史发展来揭示人的存在结构与形式的一般概念，必将脱离人的具体的社会生活。离开了现实历史的发展，这种哲学除了陷入极端的抽象之外，并不具有真实地把握人的生存状态的概念工具。正如人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离群索居的抽象存在物一样，“人的本质”也始终只能从历史地发展着的现实生活关系的总体系中加以具体地研究和确定。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总是指向现实生活，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也总是通过对全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逐渐地臻于成熟和完善的。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体系哲学的构思不见了，有的只是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中锻造出来的崭新的科学实证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特定的社会形态，具体地勾画出这一社会形态的总体性生活过程，这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充分表现。这时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已不是将之纳入到一个先验的哲学体系中，而是对之进行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分析。

马克思的这种方法，首先体现为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对这一方法的自觉阐发，主要是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这似乎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而写的«哲学的贫困»的提纲。接受了黑格尔思辨方法影响的蒲鲁东，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生硬地以黑格尔的神秘理性为前提，把反映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经济范畴变成了这种神秘理性的先验结构(范畴体系)。针对经济学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残余，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黑体字为笔者所标)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一定的”，其含义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479页。）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看作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这是真正地从现实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它打碎了一切形而上学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真实的社会生活反而是虚假的，只有那永恒不变的规律才是真实的东西。这种理论的落点就像蒲鲁东的哲学一样，虽然意在批判现存社会秩序，而最终还是落入了现实的怀抱，再也不能挣脱出来。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历史地、暂时地存在着的，或迟或早都将走向灭亡，都将受到批判与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永恒地存在着，而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我们应以一种现实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它，任何非历史的理解都是需要抛弃的。

社会生活的暂时性、历史性，源于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生活的矛盾并不能通过理性的和解来解决，而只能通过现实历史的发展和由此准备起来的一定社会力量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解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后来著作的中心课题。马克思的分析便是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入手，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必然性与必要性的。这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要的已不是对它进行外在的价值批判，而是对包含在这个制度自身中的内在矛盾进行深入的揭示和全方位的研究，意在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由于其本质和自身中的矛盾的不断发展而必然地要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拉布里奥拉说得对：“对社会的真正批判是社会本身。社会由于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在本身内部就产生了矛盾，然后通过新的形式过渡来克服矛盾。这个矛盾注定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不管无产阶级本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正像他们的贫困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生存的明显的条件一样，无产阶级本身和他们的贫困则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过渡中，即从主观思想的批判(这是从外部考察事物并以为批判本身能够对事物进行纠正的批判)到对自我批判(这是社会在本身的内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进行的)理解的过渡中，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唯物主义者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能够吸取的历史辩证法。”⑨（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这也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主要是针对传统教科书而言，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方法论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实际上，在马克思后来的研究中，他把这种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具体研究中，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内容，但这已不是传统教科书意义上的哲学体系，而是科学方法与历史现实相统一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一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体现出理论与现实的“对话性”开放视野，真正成为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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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伯鍨，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的奠基者
本文节选自《孙伯鍨哲学文存·第三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研究》，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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